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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割一开始，我们的生活就统统被打乱了。

我阿娘看到外面混乱的局势，她说这是犯上作乱，要翻天了。阿娘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加上这么一惊吓，便提早离开了人世。

本来，阿婆每月有生活费六十块。文割一来，香港的钱就断了。儿子是资本家，住淮海路培文公寓(妇女商店楼上)，没有逃脱抄家和扫地出门的命运，被迫将她生活费一下子减到了每月十块(那时最低生活标准是每月八块)。阿婆大手大脚惯了，再说房钱和水电费每月就要五块，这十块钱她怎么够用。我父母商量后，决定给阿婆的每月十五块钱照旧，算是给她的生活费。我则和阿哥、阿妹到食堂吃饭。从那以后，阿婆就开始为了生计而带孩子。

我工作后，阿婆就不再带孩子了。我父母就以我的名义每月给阿婆二十五元生活费。在阿婆眼里，就是我和海伦在养她老了。逢年过节，阿婆带过的孩子都会带上他们的礼物来看望阿婆，看到这些成长起来的孩子，她有说不出的欢喜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。

六六年暑假前，新学年的课本发下没几天，就统统被学校收了回去，说里面有封、资、修的东西。等新学年我们再拿到书的时候，发现一些课文被贴掉了。

文割初期，学校搞起了什么“停课*革命”，因为上面说老师们在教室里放毒。放毒，放什么毒？我们怎么一个也没被毒倒。

那天周老师刚进教室，两个高年级学生就跟了进来，手臂上还缠着红袖章，一副趾高气扬，得意忘形的丑样。他们在黑板前神气活现地指手划脚，周老师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们，其中的一个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很大的字：“停课闹*命”，后面还有三个感叹号。那字很蹩脚(差劲)，我敢说，我的蟹爬字也比他的强。写好后，他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，根本无视周老师的存在，扬长而去。周老师想在黑板上写什么，但又不敢擦去那几个革命的字，稍微迟疑了一下，默不作声地走出了教室。

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，“停课了！” 也不知谁先叫了起来，接着一些人就跟着瞎起哄。一些同学跳上了登子，有的站在到桌子上，欢欣鼓舞，欢呼雀跃，上蹿下跳，手舞足蹈。他们终于不要读书了，开心啊，天亮了，解放了，改朝换代了。徐敏睁大了眼睛看着我：“我不会留级了，是吗？” 我不知可否地点了点头。这时，我发现她的眼泪又要出来了。

书是不要读了，但学还是要上的，那是去干革命。升旗时，雄壮的国歌不奏了，用“东方红” 代替，还要连放三段，要一动不动站那么长时间真要有点内功。我们每天到校就是听听广播、读读报纸，再就是背背“老三篇”( 为人民服务)、(愚公移山)和(记念白求恩)。那天发(*主席语录)，当时称为请□□，学校里是锣鼓喧天，可发到手里一看，那封面不是红的，是白皮简装本，大概工厂来不及印。过了几天，又发了个红套子，把宝书包起来。

我们除了读读那些东西外，就是写大字报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，那是头等大事。我们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、三家村，怎么批。不懂没关系，报纸广播里怎么批，我们就照葫芦画样。*字报不会写，可以抄啊。我们到淮海路，那里*字报铺天盖地。贴了揭，揭了再贴，墙壁是上是厚厚的一层。我们还到光明和比乐中学去抄，中学生的东西对我们更有用些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抄*字报，有的人字越写越好，大量的抄写，等于多练毛笔字比划，所以提高极快，后来堪称书法家。我抄的不比人家少，而字却越写越坏，怎么会如此结果呢？我至今没搞清楚为什么(任务观点，攀比速度，胡乱应付？) 。

回到学校，我们就去领毛笔、墨汁和纸张。一篇篇超水平的*字报纷纷出笼。墙上帖满了，我们在教室里拉满绳子，大字报像衣服一样凉着，把教室打扮得玲琅满目，有点像现在的圣诞晚会的装饰。我们还比赛，看谁的大字报写的长，字写得大，反正那些东西现在随便领，以前领两支粉笔都费劲。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，上海碰上了特大寒流，冷得像黑龙江，但停课*革命却被我们闹得是热火朝天。

也不知是谁的规定，少先队员都成了“*小兵”，人人一杆红樱枪，要保卫主席。学校也学起了部队编制，学校是团级，年级称连，班就是一个排。

那时中学生搞起了“大*联”，从韶山到井冈山，从延安到北京，有的还要走长征之路，乘车不买票，吃饭不付钱，睡觉全免费，游遍祖国大好河山。德明大哥六六年大串联到北京，八月十八号那天在□□广场接受*主席的检阅。

我们小学生人小，不敢出远门。但我们不甘寂寞，就到公交车上去宣传*泽东思想(不知谁发明的)：背几段主席语录，再唱几首语录歌，我吹吹笛子，吹得最多的是(草原上的□□见到了*主席)。有段时间，公园门前排队候车的小学生比乘客还多。说白了，就是乘车不买票(好玩)。

从那时起，我们假宣传*泽东思想之名，免费乘遍上海几条主要公共交通线，有时也走走路，也算串联了大上海。北面四十六路到汶水路，南面五十六路到苗圃。延安东路外滩乘五十五路汽车到五角场，在浦东陆家嘴上八十一和八十二路，沿江一南一北。在静安寺跳上六十二路一直可以乘到普陀区边边上。沪上七十一路很有名，它东起延安东路外滩，往西一直到长宁区天山新村(所谓的两万户)，听说过古北路即是上海县地界。

那时苏州河的桥和黄浦江的渡口基本上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。苏州河外白渡桥到江宁路桥，浦江摆渡从延陆线(延安东路、陆家嘴路)到周家渡(江边码头，十八路电车到底)，饱览了上海的山山(高楼大厦)水水，大家玩得很尽兴，反正停课*革命，大家不读书，时间不要钱。可恨的是，当时郊区长途汽车不让宣传队上车，真是反动透顶。我们也就失去了免费郊游的机会。

文割初期，我们除了天天外出看热闹，有时还有小武斗，我们基本上每天上海一日游。我记得玩得最多的是老城隍庙、公园和外滩，游外滩不要钱，但老城隍庙豫园门票太贵，每天一角如何负担得起。我们就动脑筋，想办法。

那时大家的精力都放在抓革命上，游豫园的人不多，九曲桥上也就几个外地*卫兵在晃悠。豫园正门有人把守收门票，有点麻烦。我们便转到边门(只出不进)，那看门的整天无所事事经常打瞌睡，我们正好趁机。边门的围墙很有特色，几条长龙静静地卧在墙头上，墙的一头昂着龙头，另一头摆着龙尾。外地*卫兵说龙是“四旧”，便把龙头砸烂了，因为他们要“扫除一切害人虫”。围墙很矮，也就一人多高，加上我们几个都是好身手，翻墙如履平地，每次都轻易得手，省下一大笔旅游费。德明便出新花样，他要堂堂正正地走进去。我们趁看门的一闭眼，便一闪而入。

那时上海大马路上几乎每天都有大*行，有的单位□□好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要游街示众。反正每天都有新鲜的，我们就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。

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次反美示威大*行，它的规模不仅仅限于中国大地，全世界革命人民几乎都动了起来(大概受了中国革命的影响)，包括帝修反(美帝国主义、苏联修正主义、又称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*动派)国家的革命人民。一九六八年四月，美国反种族歧视、争取黑人人权的黑人精神领袖马丁 路德金被种族主义者杀害了，引发了全美反种族示威大□□。

为了支持美国黑人的革命行动，党中央一声令下，全国便掀起反美浪潮，举行示威大□□，声援美国黑人，要把革命红旗插遍亚非拉，与帝修反决一死战，因为中国人民要把世界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。我们几个早早就到淮海路等候，那个*行队伍声势浩大啊，把国庆大*行都比了下去，因为人人都可加入。如你想跟着队伍一起散散步，很方便，只要你插到队伍中，就是其中一分子了。领队的就会给你一面标语旗，你所要做的就是跟着喊喊口号，挥挥标语旗。

最有意思的是一辆大彩车，满载着五颜六色的各国革命人民缓缓向前。车上五个革命人民(五种颜色)，每人手里拽着一根绞索。套着绞索的是五个帝修反分子(全化妆成白人，高鼻梁，黄头发，没有亚非拉人) 。他们有的左顾右盼，想看看观众里有没有认识的人；有的嬉皮笑脸，两只大拇指插进裤袋，有点像荡南京路淮海路的阿飞；有的垂头丧气，大概绞索太紧了点，也许是走累了。那五根绞索一紧一松，看上去像那五个苦命的家伙拉着抛锚的大彩车在往前走。

热闹、好看，实在是太热闹、太好看了。革命群众的想像力十分丰富，这大大地增强了示威□□的娱乐性和可观性，让我们大饱了眼福。这也正好填补了文割初期文娱生活的空白，那时只有几个革命样板戏，而且还没凑满八个。

德明说那些人太天真了，要是帝修反那么好对付，就没有必要大□□，直接打过去就是了，反正我们有□□。我说他太天真，你拿什么把它扔到美国(我知道那时我们没有远程轰炸机)。